大變局 | 瑞典學者：“一帶一路”倡議彰顯中國的發展遠見
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邁入第二個十年，國際社會高度關注這一倡議的未來發展。在全球經濟低迷和地區沖突持續的背景下，“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景如何？一些西方國家對該倡議為什么持懷疑、擔憂甚至害怕的態度？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將給世界帶來哪些影響？
近日，瑞典“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特聘教授史蒂芬?布勞爾（Stephen Brawer）做客《大變局》節目，基于其對“一帶一路”倡議及中西方政治經濟體制的研究，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主要內容節選如下：
《大變局》：您為什么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感興趣？能否跟我們分享一些您的相關經歷？
史蒂芬?布勞爾：我曾在席勒研究所工作過幾年，這個研究所提出了建設“歐亞大陸橋”的觀點，即通過建設現代基礎設施，將世界各大洲連接起來，以此改善人們的生活。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顯然，來自中國的這個倡議在某種程度上跟這個概念是契合的。這是創建我們研究所的一個基礎。我們在2018年成立了瑞典“一帶一路”研究所，我擔任所長。在此基礎上，我們開始理解“一帶一路”的重要性，并考慮如何向瑞典介紹這一倡議。因為在當時，哪怕是現在，不少瑞典民眾并不理解這個倡議。很多時候，他們接收到的信息是錯誤的、不準確的，這讓他們無法了解“一帶一路”的真正意義。
我認為“一帶一路”倡議是一項歷史性的重要工作，我認同習近平主席有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它為這個世界提供了實現雙贏的視角。
《大變局》：您覺得中國為什么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呢？
史蒂芬?布勞爾：我本人沒有機會跟習近平主席就此進行討論。但通過閱讀他的許多演講，我意識到，中國和中國社會有著追求共同利益的悠久歷史。中國一直致力于通過發展來改善本國以及世界人民的生活。我確信，這是關于世界各國或者絕大多數國家如何合作的理念。
這是我第一次在中國做長期訪問，我在廣州和深圳了解到許多新的發展情況。中國的發展進步令人驚嘆，消除極端貧困、讓8億人脫貧更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這是值得欽佩的事情，我認為大多數西方國家在很大程度上沒有真正理解這一點。因此，我們正在做的工作，就是努力澄清并幫助它們理解這一點。
《大變局》：推動瑞典參與“一帶一路”倡議是貴研究所的目標。您覺得為什么瑞典應參與其中呢？
史蒂芬?布勞爾：相對而言，瑞典是個小國，人口大約1000萬，大概是廣州人口的一半。我認為，如果瑞典能夠了解加入“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性，那么利用瑞典技術為非洲和其他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既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也非常符合瑞典的利益。
《大變局》：基于您的研究，如果您有機會用幾句話向世界介紹“一帶一路”倡議，您會如何表述？
史蒂芬?布勞爾：這很有難度，但我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之一是基礎設施的開發和利用。要消除貧困，只有通過增加和改善大型基礎設施。因此，我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及建設基礎設施的承諾是我們在全球范圍內消除貧困的核心。
《大變局》：“一帶一路”倡議能給歐洲國家及其民眾帶來哪些好處呢？
史蒂芬?布勞爾：目前歐洲經濟狀況并不樂觀。我認為大多數分析人士都會承認，針對俄羅斯的制裁等因素正使歐洲在經濟和能源方面陷入非常不樂觀的境地。
不幸的是，目前歐洲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歐盟沒有意識到這些政策導致了歐洲經濟的衰落和崩潰。如果他們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就會改變，跟中國開展更直接的合作。目前歐洲缺乏這種發展的遠見。
《大變局》：您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看法是積極的。那么在瑞典倡導該倡議，您覺得您是在孤軍奮戰，還是有志同道合的伙伴？
史蒂芬?布勞爾：我認為在瑞典有些人已經理解并贊同我們做這件事的意義。不幸的是，主流媒體并不愿意報道我們的觀點。他們對中國持有非常偏頗的觀點。
但我認為我們可以克服這些困難，我們需要找到一些勇敢的人，因為目前對“一帶一路”的報道要么不真實、不準確，要么觀點失衡。因此，在這方面我們覺得很孤單。但有時候，這就是進步的方式。我們也發現，有些個人和組織對我們所做的工作感到滿意，因此我們將繼續進行這項工作。
《大變局》：近年來，發達國家也提出了一些全球基礎設施計劃，例如七國集團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議和二十國集團的“印度-中東-歐洲經濟走廊”倡議。
史蒂芬?布勞爾：我認為它們是在與中國競爭，或者提出所謂與中國競爭的倡議。我們研究過，它們提出的倡議并沒有實質內容。它們之所以與中國競爭，是因為“一帶一路”倡議在第一個十年就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國的崛起，不僅在中國內部，而且在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方面，都對西方的權力結構構成了挑戰。但是那些發達國家缺少發展的視角。
自二戰結束以來，全球權力結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在內，從未提出推動基礎設施現代化的真正舉措。他們現在感受到“一帶一路”倡議的挑戰，他們不是真打算為發展中國家謀福利，而只是為了對抗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上取得的成功。
但當你看到西方實際提出的內容和它們的融資手段時，就會感覺缺少可操作性。都只是說說而已，沒有實質性內容，并不會有任何進展。
《大變局》：一些西方媒體對“一帶一路”倡議表達關切，包括“債務陷阱”和“資源剝奪”等。您如何看待這些批評？
史蒂芬?布勞爾：這些批評沒有實質性依據。我的同事們撰寫了一篇長文，說明所謂的“債務陷阱”并不真實。這種抹黑是一些情報機構的手法，真正懂經濟的人不會這么講。這是在企圖說服世界其他地區不要參與“一帶一路”。
這些批評通常反映了一個不幸的現實，即包括美國和西歐在內的西方仍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威脅而非一種積極的發展。中國的崛起對中國自身和其他發展中國家都有利，對西方國家也是有利的。
《大變局》：您認為一些西方國家對“一帶一路”倡議為什么持不信任、擔憂甚至害怕的態度？
史蒂芬?布勞爾：實際上，中國崛起背后的經濟思維與西方的思維存在根本的差異，不僅體現在西方對中國的立場上，還體現在西方對自身經濟的看法上。目前掌控西方的經濟思維是無效的，是不管用的。中國的成功對他們來說就可能構成威脅或困境。他們不習慣世界上出現一種替代力量，可以向世界提供其他選擇。根本問題在于西方的經濟思維是錯誤的。
西方經濟受到投機性投資的困擾，這些投資沒有實質內容，是短期的貨幣投資，是如何在短期內賺錢，缺乏發展的遠見。這是一個大問題。除非他們能夠理解并改變這種思維，否則他們將無法獲得“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好處。
《大變局》：在全球經濟低迷和地區沖突持續的背景下，您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前景有何展望？
史蒂芬?布勞爾：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強調了十年愿景。他不僅講了過去十年取得的成就，而且講了未來十年的發展方向。目前西方沒有這種遠見。瑞典幾乎所有政黨都缺乏遠見，人們對此感到沮喪，這些政黨只是每天解決一個又一個日常問題。
西方必須醒悟過來。他們還沒有醒來，但他們需要醒來。
《大變局》：您覺得他們會醒來嗎？
史蒂芬?布勞爾：我比較樂觀。我們并沒有生活在一個我想看到的世界，比如中東的加沙地帶所發生的極其可怕的暴行十分野蠻。如果我們以正確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就可以為人類規劃一個美好的未來。雙贏，這是未來的理念。我們需要始終對希望保持樂觀。否則，我們就放棄了人性的重要部分。
《大變局》：您認為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
史蒂芬?布勞爾：中國擁有極其悠久的文明，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我認為這是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原因之一。這源于中國文明的深度，一種和諧以及共同利益的理念。
《大變局》：除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還提出了其他倡議，如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您怎么看中國持續提出新倡議這種做法？
史蒂芬?布勞爾：我認為這些倡議都十分重要且詳細，旨在將世界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認為全球文明倡議非常重要，因為它提出要相互理解。在中國和歐洲之間仍存在相互理解的問題，不僅僅是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問題上，還涉及到中歐文化、哲學和思維的差異。
同時，中歐有非常大的共同利益。我認為這是一項需要在教育工作中努力的事情。因為這樣做才能使我們真正彌合歐洲和中國之間的鴻溝，不僅要架設溝通的橋梁，還要讓不同文明共同發力，構建更加美好的人類未來。
《大變局》：在瑞典或整個西方，對中國存在哪些常見的誤解？
史蒂芬?布勞爾：我認為其中一個關鍵問題是西方試圖將“民主”的概念視為西方文化專屬的東西。在瑞典和歐洲，一個不變的話題就是：中國不是民主的，某些方面是專制的。指責中國不是民主國家，這是西方思想家無法理解中國政治體制本質的表現。
這些都是為了分裂東西方而采取的策略，他們并不期望拉近彼此的距離。這是地緣政治戰略的一部分，即便不發起冷戰，也是為了維持距離和鴻溝。我認為這是過時的、非常膚淺的，且缺乏思考的深度。
出品人：王曉輝
制片人：李小華
監制：張麗穎
編輯：張若夢、戚易斌、呂依依、張鶴齡
習近平外交思想和新時代中國外交網站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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